作者：林臻嫺（台南地院法官）
年輕藝人雞排妹說，她不懂為何有人想當北捷殺人犯的律師？這問題或許要從很遠的年代開始講起。
17世紀的倫敦，當時自認理性進步的人們，相信死刑可以遏阻犯罪，罪犯在被定罪後，先是被綁著遊街示眾，再送往泰伯河畔公開執行絞刑，現場除了有家屬微弱的哭聲外，更多的是在旁一邊飲酒一邊觀看行刑場面的旁觀群眾的鼓掌歡呼聲。
但逐漸有人發現，越來越多人喜歡參觀死刑，而且這些觀眾們是從觀看殺戮別人的過程中獲得某種快樂，而不是威嚇，甚至還發生過觀眾爬上行刑台想自己殺死罪犯或殺死劊子手的事件，導致英國在1783年後廢止在泰伯河執行死刑，移至其他地方。
年輕藝人雞排妹說，她不懂為何有人想當北捷殺人犯的律師？這問題或許要從很遠的年代開始講起。
17世紀的倫敦，當時自認理性進步的人們，相信死刑可以遏阻犯罪，罪犯在被定罪後，先是被綁著遊街示眾，再送往泰伯河畔公開執行絞刑，現場除了有家屬微弱的哭聲外，更多的是在旁一邊飲酒一邊觀看行刑場面的旁觀群眾的鼓掌歡呼聲。
但逐漸有人發現，越來越多人喜歡參觀死刑，而且這些觀眾們是從觀看殺戮別人的過程中獲得某種快樂，而不是威嚇，甚至還發生過觀眾爬上行刑台想自己殺死罪犯或殺死劊子手的事件，導致英國在1783年後廢止在泰伯河執行死刑，移至其他地方。
但是批評仍然沒有結束，很多人質疑，為何執行這麼多的死刑，倫敦的搶案或其他罪犯仍繼續猖獗。
淑世者開始遊說，
希望能透過讓罪犯工作、禱告、教化，來悔改，到18、19世紀後，各種型態的監獄、感化院開始出現各地。
到19世紀，那些堅決支持死刑的政客，因為擔心公開行刑場面的日益混亂失控，最後可能導致死刑被廢除，所以積極推動改革，要廢除公開執行死刑。
到19世紀，那些堅決支持死刑的政客，因為擔心公開行刑場面的日益混亂失控，最後可能導致死刑被廢除，所以積極推動改革，要廢除公開執行死刑。
他們的理論是，
如同莎士比亞的馬克白中的隱喻，「想像的東西才是最可怕的」－隱藏在舞台後的謀殺會比在觀眾面前表演的謀殺更讓人害怕。
果不其然，當絞刑不再公開，而改為隱蔽在圍牆後的隱諱、秘密儀式後，卻讓原本在許多國家已經搖搖欲墜的死刑制度，活了下來，甚至更形穩固。
透過殘忍的執行刑罰、懲奸除惡的過程，替被害人實現報復的正義、並宣洩群眾對有罪被告的氣憤的年代，隨著「執行」刑罰過程，轉趨為低調秘密，所有的宣洩、報復、痛苦、甚至好奇心的重點，卻移轉到了越來越公開的刑事「審判」上。
一般民眾無法再公開觀看行刑過程，改為緊盯著審判。然而，再怎麼罪證確鑿的犯罪案件，純然只有一方咒罵叫囂另外一方，或只有一方朝另一方吐口水，恐怕是引不起公眾的興趣及媒體的話題，甚至會莫名引發對於罪犯的同情與憐憫心。
故縱使今日，審判已常被認為只不過是一種耗時、費力又昂貴的行禮如儀，但為了滿足公開審判的程序需求，它仍必須維持一種特殊的「張力」。而矛盾的是，這張力絕不可能來自於一面倒地嫌惡罪犯本身，它仍必須從一種勢均力敵，或被稱為「武器對等」的「公平審判」來維持。
一個審判的法庭中，如果，只有自詡為正義的檢察官、或者法官，卻缺少能言善辯的辯護人盡力地替為被告辯護的重要角色，不僅無法展現人類是如何脫離茹毛飲血、文明起來的進化過程，無法繼續書寫法律的基本價值，也無法聚焦媒體目光，注定只能自言自語、冗長無趣，更不可能以此安撫人心，療傷止痛。
到底，審判的目的是什麼？Sadakat Kadri在「審判的歷史」一書的結論說到，審判確認個人總是背負原罪，而社會永遠比個人長命，審判描述了一個自我節制的國家形象，它防止公務員單方面地決定個人的命運，它謙遜地讓人民觀看司法，甚至讓人民參與實現司法正義。
更有力的是，刑事審判定義了人類尊嚴，顯示一個文明的過程，顯示我們能以一個尊敬的態度（無罪推定、公平交戰，讓一位鬥士即律師來協助他們辯護）來對待最卑劣的敵人。我認為，另一位睿智的法律作家Henry Weihofen說的更好：法律（或許也可以換成審判）的功能在抑制怨恨與惡毒的殘忍力量，而不是助長這種力量。
透過殘忍的執行刑罰、懲奸除惡的過程，替被害人實現報復的正義、並宣洩群眾對有罪被告的氣憤的年代，隨著「執行」刑罰過程，轉趨為低調秘密，所有的宣洩、報復、痛苦、甚至好奇心的重點，卻移轉到了越來越公開的刑事「審判」上。
一般民眾無法再公開觀看行刑過程，改為緊盯著審判。然而，再怎麼罪證確鑿的犯罪案件，純然只有一方咒罵叫囂另外一方，或只有一方朝另一方吐口水，恐怕是引不起公眾的興趣及媒體的話題，甚至會莫名引發對於罪犯的同情與憐憫心。
故縱使今日，審判已常被認為只不過是一種耗時、費力又昂貴的行禮如儀，但為了滿足公開審判的程序需求，它仍必須維持一種特殊的「張力」。而矛盾的是，這張力絕不可能來自於一面倒地嫌惡罪犯本身，它仍必須從一種勢均力敵，或被稱為「武器對等」的「公平審判」來維持。
一個審判的法庭中，如果，只有自詡為正義的檢察官、或者法官，卻缺少能言善辯的辯護人盡力地替為被告辯護的重要角色，不僅無法展現人類是如何脫離茹毛飲血、文明起來的進化過程，無法繼續書寫法律的基本價值，也無法聚焦媒體目光，注定只能自言自語、冗長無趣，更不可能以此安撫人心，療傷止痛。
到底，審判的目的是什麼？Sadakat Kadri在「審判的歷史」一書的結論說到，審判確認個人總是背負原罪，而社會永遠比個人長命，審判描述了一個自我節制的國家形象，它防止公務員單方面地決定個人的命運，它謙遜地讓人民觀看司法，甚至讓人民參與實現司法正義。
更有力的是，刑事審判定義了人類尊嚴，顯示一個文明的過程，顯示我們能以一個尊敬的態度（無罪推定、公平交戰，讓一位鬥士即律師來協助他們辯護）來對待最卑劣的敵人。我認為，另一位睿智的法律作家Henry Weihofen說的更好：法律（或許也可以換成審判）的功能在抑制怨恨與惡毒的殘忍力量，而不是助長這種力量。
(*^*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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