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藩立志向學不早，中年在朝中做官，私下讀了許多前人的著述，稍微涉獵到先代聖賢大儒長者的事業；因為才質愚鈍，身體多病，所以一無所成。後來又南征北戰，學業更加荒廢。喪亂還沒有平復，而我的年紀將要五十歲了。
從前我讀班固的《漢書藝文志》和馬端臨的《文獻通考.經籍考》，發現他所列的書目繁雜眾多，作者的姓名多到數都數不清；有的像日月一樣的顯著清楚，有的卻泯滅而默默無聞。及到做了文淵閣直閣校理，每年二月陪伴宣宗皇帝入閣，得以看到《四庫全書》。《四庫全書》收錄書籍之多，超過前代藏書甚遠；而且只存目錄的書籍多達數十萬卷，尚不在此中。
天啊！為什麼如此多呢！即使有上智之才，數代也不能窮究那些書，何況才智低下的人呢？由此可知書籍之多，作者之眾，像江海的水一樣多，不是一個人的肚子所能喝得下的，重要的是在於謹慎的選擇。
我既然忖度自己的能力不夠，就選擇了古今聖哲三十餘人，教兒子紀澤畫下他們的遺像，合為一卷，藏在自家的塾學裡。後世子孫有志讀書，取這些人的著作來讀就夠了，不必貪心地想讀遍群書，而學術文化的傳授沒有比這些更重要的了。
從前在漢朝，像武梁祠、魯靈光殿，都圖畫偉人的事蹟，而且《列女傳》也有圖像。後人受其感動，奮起向學，可知這種事很早之前就已經有了。熟悉了聖哲們的儀容，進而探求他們的精神，會通他們的微旨，他們的靈魂相合，只要誠心去研求，仁道就不遠了！國藩記。
堯、舜、禹、湯，都沒有著作，只有史官記載他們的言論而已。及至文王被囚禁，才撰寫文章，演繹《周易》。周公、孔子，相繼興起，《六經》的義理，大為彰明，師道也就完備了。秦、漢以來，孟子大略和莊子、荀子並稱。到了唐代，韓愈特別尊崇他。宋代的賢哲，認為可把孟子升高至僅次於孔子的地位，尊崇他的書，拿來和論語相配。以後作文討論學術的人，無法加以更易。所以我把孟子的位次排在三位聖人的後面。
左丘明作《左傳》解釋《春秋》，多記述東西二周的典章禮制，但喜好引述離奇怪誕的事情，辭采華麗可說超過了實質。司馬遷稱《莊子》內容都是寓言，我看子長所寫的《史記》，寓言也佔了六七成。班固在才識與抱負方面，比子長差的遠，但是對於治世的典章，《六經》的主旨，文字的源流，天人之間的事情，敘述得非常詳備。這豈是那些才器短淺，在一先生面前互爭得失，而自滿自悅的人所能相比的呢？
諸葛亮生在混亂的時代，服膺儒術，立身行事能從從容容合於中道。陸敬輿事奉多疑的君主，駕御難以馴順的將官，他用正大光明的胸懷對待君主，用誠懇無妄的態度領導將官。譬如駕著駑緩的馬匹，登上陡峻的山坡，在艱險的道路上縱橫奔馳，卻沒有差失，這是多麼神奇的事！范仲淹、司馬光兩人遭遇的時代稍為好些，然而在堅貞卓絕真誠信實方面，他們各有獨特的造詣；他們堅守正道，使社會蔚為風氣，識量也算是很遠大的了！從前劉向稱董仲舒輔佐人君的才能，不輸於伊尹、呂尚，管仲、晏嬰之輩，差不多比不上他。而劉歆認為董仲舒所受師友的薰陶，應該比不上子游、子夏。以我看這四位賢者，雖然比不上伊尹和呂尚，必定比董仲舒強。只可惜我不能像劉向父子一樣來論定他們的優劣罷了。
自從朱熹表彰周敦頤、程顥、程頤和張載，認為他們的學說是上承孔孟的道統，後代的人君、宰相、老師、大儒，篤守他的說法，沒有人能夠改變。乾隆年間，大儒相繼而出，訓釋經籍，考辨詳博，超過了以前的賢哲，別立標幟，叫做「漢學」。排斥宋代周、二程、張、朱等五子的理學，認為他們不應該獨受尊崇。而篤信五子學術的人，亦摒棄漢學，認為漢學支離破碎，有害於大道；彼此爭辯沒完沒了。我看五子立說，主要的內容意義多和孔子之道相合，怎麼可以非議呢？他們解釋經書，稍有不妥當之處，應該拿近代對經書的解說來作輔助。怎麼可以摒棄他人的說法而畫地自限呢？這兩派人，都很可笑啊！
西漢的文章，像揚雄、司馬相如的雄奇偉大，這是天地間的強勁之氣，獲得了陽剛美的作品；這是天地間的義氣。像劉向、匡衡的淵深美好，這是天地間的溫厚之氣，獲得了陰柔美的作品；這是天地間的仁氣。東漢以後，在博雅方面，並不比前人遜色，但是風格和骨力稍為弱了些。等到韓愈、柳宗元相繼而起，把揚雄、司馬相如的雄奇萬變，完全用在記述小事物的短篇之中，這怎能說不神奇呢！歐陽修、曾鞏，作文皆取法韓文公，但是文章的體質，和匡衡、劉向相接近。由此看來，文章的變化，不可能研究透徹；總而言之，不會超出這兩個途徑，即使再過一百代，也是可以預知的。
我鈔錄古今詩，從魏晉到國朝，共選錄十九家。大概說來，詩的範圍是很廣泛的，各人的嗜好趨向，要看他的性情接近於哪方面而定。譬如許許多多的佳肴美味，擺在餐桌上，只要選取適合自己口味的，吃飽就算了。如果一定要窮盡天下的佳肴，遍嘗以後才能供給一餐的需要，那是大惑的事；一定要強勉天下人的口舌，都來效法我的嗜好，那是大愚的事。莊子曾經說過：「大惑的人終生不能了解，大愚的人終生不能明白。」我在這十九家中，又篤守其中的四家：就是唐朝的李白、杜甫，宋朝的蘇軾、黃庭堅，喜好他們的人有十分之七八，不喜歡他們的人也將近十分之二三。我怕遭受莊子「終生不能了解」、「終生不能明白」的譏諷。所以就選取這些人的作品，終生學習他們就滿足了。
司馬子長網羅了以前的知識，貫通了三古的史實，著為《史記》，可是其中的《八書》，頗嫌簡略。班固《漢書》中的《十志》，就比較詳備，然而只寫一代的典制，不能看到會通各代的制度。要想遍覽治理天下的大法，必須從杜佑的《通典》開始。馬端臨的《文獻通考》，和杜佑的《通典》不相上下，鄭樵的《通志》，則比不上它。近百年來，學者講求形聲訓詁的學問，專門研究說文解字，大多數的人都推崇許慎、鄭玄，很少人談及杜佑、馬端臨。我以為許慎、鄭樵考證先王典制的本源，杜佑、馬端臨辨析後代因革的大要；他們在實事求是方面是一樣的。
先王的大道，所謂修養自己、治理人民，規畫治理各種各類事務，它的歸宿是什麼呢？也不過是禮而已。秦朝焚滅書籍以後，漢代學者們所搜求的和鄭康成之所以超越常人，都是「禮」之一字。杜君卿的《通典》，談論禮的地方有十分之六，他的見識已超過八代了。宋代張子朱子所討論的，馬貴與、王伯厚所纂輯的，無不戒慎的把禮作為對象。我們清朝的學者，以顧亭林為大師；國史儒林傳，特別把他擺在最前頭。我讀他的書，談到禮俗教化的地方，毅然有守先待後捨我其誰的氣概，多麼地雄壯啊！後來張蒿菴作《中庸論》，以及江慎修、戴東原等人，特別把禮視為優先的事情。而秦尚書蕙田，因而纂修《五禮通考》，凡是天下古今人神間所有的事情，都用禮來貫綜它，可以說是規模宏遠，思慮精密了。我畫國朝先賢的遺像，首先是顧先生，其次是秦文恭公，這是有深意的。桐城的姚鼐、高郵的王念孫，他們的學術都不純於禮。可是姚先生的文章持論閎博通達，國藩能夠粗略的懂得寫文章，是由姚先生啟蒙的。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，高深的造詣，是不可企及的，所以把他們放在後面壓陣。
姚姬傳先生說學術的途徑有三方面：就是義理、詞章、考據。戴東原先生也是這樣說。像文王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的聖德，左丘明、莊周、司馬遷、班固的才華，在孔門四科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；周敦頤、二程子、張載、朱熹，在孔門四科中，是德行科的；都是屬於義理方面的。韓愈、柳宗元、歐陽修、曾鞏、李白、杜甫、蘇軾、黃庭堅，在孔門四科中，是言語科的；就是所說的詞章方面的。許慎、鄭玄、杜佑、馬端臨，顧炎武、秦蕙田、姚鼐、王氏父子，在孔門四科中是文學科的；顧、秦跟杜、馬較為接近，姚、王跟許、鄭較為接近；都是屬於考據方面的。這三十二位聖哲，效法其中的一人，誦讀他們的一部書，都是終生受用不盡。假如有人嫌這些人簡陋，想要另外有所增益，這就好比掘井掘到九仞深，還沒有見到泉水，就認為一個井範圍太小，而必須廣泛地挖掘數十甚或一百個井，直等到身體衰老了，力氣疲怠了，卻始終沒有看見泉水的一天，這怎麼適當呢？
自從佛教徒講因果禍福的道理以後，善有善報的說法，深植於人們的心中，堅固而不能破除。因而士子剛開始讀書，就期望能考取功名，獲得高官厚祿的報償。有的人稍微讀了些古書，窺探了古人豐富的著作，就想得到遠近的讚譽、後世的美名作為報償。有的人編著一本書還未完成，就希望得到一二個有名氣的人，來為之宣揚給每一個人，以償還自己的辛勞。早晨耕種，晚上就想收穫，用了一分的力量，就希望得到十分的報償。譬如買酒買肉時，吵吵鬧鬧地和商家討價遦價，轉手又從中取得兩倍的利潤。利祿達不到的時候，就希望在死後能得到不可知的令名。甚至有的人說孔子在世的時候，得不到官位，死後所獲得祭饗的報償，比堯舜還要隆盛；一般鬱鬱不得志的人，就拿來作為證明和安慰，這是多麼鄙陋啊！
現在的人，連一個小買賣，在財利上都要計較得非常細微。有人只拖欠了一百個錢，就怨恨到他的子孫。如果買賣做到整個都市，珍貴的貨物堆積如山，交易量動輒超過千金，那麼一百個錢的有無，有時就無暇去計較了。至若富商大賈，操持百萬黃金，公私流傳廣布，那麼數十或一百緡的費用，有時就無暇去計較了。同樣是人，所操持的財貨大了，尚且有無暇計較小數目的時候；何況上天所操持的特別大，而對於世人絲毫的善行，淺薄的學問，卻要一一設法報償，不是太勞苦了嗎？商人買賣的貨物相同，經營的時間也相同，但是有的賺錢，有的虧本；應對策問的人所讀的書相同，但是答題時有的中式，有的不中式；為學著書的功力深淺相同，但是有的能留傳後世，有的未能留傳，有的人出名，有的人沒沒無聞；這些都有命數在，並不是勉強就可以得到的。
古時的君子，大概沒有一天不憂慮，沒有一天不快樂的。道術不能通曉，自己不免還是個鄙野的人，稍有頃刻的懈怠，這都是值得憂慮的事；自處平易，以等待天命，下學人事，上達天理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怍於人，這都是值得快樂的事。從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三位聖人以下，直至王念孫王引之父子，無不是終生在憂慮，終生在快樂。他們本來沒有什麼祈求，又哪裡會想要什麼報償呢？他們自己都力求隱藏，又哪裡會想得到名聲呢？只有莊周、司馬遷、柳宗元三個人，感傷生不逢時，鬱悶不舒的情緒表現在書本上；這和聖賢自得其樂的生活意趣，稍微有些違背和不同。但那是他們自己在痛惜才不為世用，不能和那些無真才實學又想儘快獲得俗名的人相提並論。如果急急忙忙想獲得名聲，那就和三十二位聖哲相差太遠了。就如將向北到河北、山西一帶去，卻把車轅朝向南方，這在方法上不是太疏陋了嗎？
文、周、孔、孟；班、馬、左、莊；葛、陸、范、馬；周、程、朱、張；韓、柳、歐、曾；李、杜、蘇、黃；許、鄭、杜、馬；顧、秦、姚、王。這三十二位聖哲，陳設祭禮，焚香奉祀。好像在我們上面，監臨我們，又好像在我們身旁，供我們就教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